他基本承袭了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的思想。

魏，谋反大逆仍施族诛而不定于律令，女虽免其婴戮于二门，而既醮之妇从夫家之戮，依然如故。《论语》孝乎惟孝,[[2]]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;齐景公问政于孔子，孔子对曰: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

于是在家户的延续方面，异姓、养子即不能继承宗桃。鲁有三家，晋有六家，都握有政治实权，便是明证。《孟子》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;其中为公田，八家各私百亩，同养公田;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唐，依其令，百户为里，五里为乡;四家为邻，三家为保。晋法，违反教令，敬恭有亏，父母欲杀，皆许之。

后世分为宗亲、外亲、妻亲三类，依然表现其趋重家族本位的色彩。宜乎往昔不特以国与家联称，且以国与家并举，使国家家族化，家族国家化，原有其家族本位的一套理论，而为中国固有法系所吸收了。不过，中国学界也有质疑的。

 一、法系和中华法系法系一词，源自日文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，更加波诡云谲，略过建国前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奋斗历程，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，同样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、计划经济和有限制的商品货币关系，其间还有两次试图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波折，一次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，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，两次都引致了大的经济灾难。[12] 我们这里用了现代的语言，也作了些引伸，但在古人关于国家治理的论述中，已经有这样的含义。但是，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最基础的、不可再分的单位，而道德行为又是以个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，更重要的在于，道德是深植于每个人的人性中的，因此我们要先从个人的角度来谈道德。

法律的公正性就在于遵循于人性，遵循于道，遵循道德规范和权利规范。诚然，律师制度的采用，也会产生一些弊病，律师作为专业人士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委托人的利益：会钻法律的空子，让自己的当事人规避法律的制裁。

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我们说民主权利（政治权利的普遍化）是一个历史的大进步，是因为民主权利在西方政治的语境下是对西方政治权力（只关注统治阶级的权利）的匡正，让政治权力能够普遍顾及所有人。后者如古今皆有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的利益赴汤蹈火、舍生忘死、见义勇为、精忠报国等。[3] 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，需要有专门的学问，我们这里只是以现实存在的道德现象，来契合我们论证的法律主题。

二 道德[3]道德作为道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在中国历来受到推崇，它由人性中衍生，受时代环境的薰染，泛化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集中表现为三类道德：个人的道德、家庭的道德、社会的道德。[42]但是，不能为此而因噎废食，律师当然要有自己的职业操守，同时要有一定的制度规范，从而让这些弊病少发生。古代的中华法系中没有律师制度，或许官府要显示其权威性，或许衙门要体现其强制力，在审案总是保持其高压态势，一句饱含威势的升堂了，让诉讼双方颤栗不已，通过一唬二吓，严辞鞫讯而酷打成招屡见不鲜，在此情势下，获知真相已属不易，要作出公正判决颇多困难。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出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，广大的贫苦群众在农村，中国革命只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，以广大的贫苦农民为主力军，进行武装割据，不断壮大力量，用农村包围城市，最终获得胜利。

所以，不能将法律与道德和权利混为一谈，更不能将道德和权利的重要性与法律的重要性等量齐观，就人性这个意义上说，道德和权利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，其他的社会机制都是围绕其旋转的，法律只是这些社会机制之一，再说一遍，法律的重要性取决于道德和权利的重要性。这里有孔子一贯的德治思想，用道德来教化人民，是更好的治国方式。

在人们的习惯用语中，我们常常听到法律赋予的权利这一说法，这是一个重大的谬误。法律就是争讼的艺术和科学!第二，民族容易学得一种假冒为善的脾气。

我们说法律要以道为根本遵循，也就是说法律要以道德和权利为根本遵循，因为道德和权利是道的具体化。用道德引导百姓，用礼制去同化他们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，而且有归服之意。反之，中国自秦汉以来是大一统的国家，也可以说是大政府的国家，对人们的衣食住行、言谈举止多有关顾，管理国家的手段并非仅有法律一端。我们上面说如果人性中只有善根，而没有变坏的基因，道德无论如何坏不到那里去。在对立中，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的他物，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。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，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，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。

但是人心总非草木可比，忍耐到相当程度，不能再忍了，于是怒不可抑地大发雷霆起来了。在获取权利的过程中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、科学技术的进步、生产力的发展等，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当二者形成矛盾时，要作两面的思考，权衡二者的利弊，兼顾二者的现实需要，尽可能使二者相安于一个矛盾统一体中。在主观意愿和客观现实的这种距离、这种矛盾，虽然不能由这种主观意愿来解决，但如果统治者或执法者抱有这样的意愿，在实际的国家治理中避免矛盾的出现，或注重矛盾的解决，使事物不至坠入恶的对立，不也算一种德政，不也是可期的吗？因此在中国，一直有一种无讼、息讼、甚至发展到厌讼、贱讼的法律文化。

如为权利动了刀兵，那就是战争。因此，在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中，特别推重家庭道德。

[45] 这是当初西方国家的奢望，最近白宫出了一份报告《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》，报告中承认几十年来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战略已经失败。有了以上的解读，德礼为政教之本，刑罚为政教之用，用现在的话可以这样说：道德和权利是国家治理的根本，法律是国家治理的手段。只有当道德遭到危害，处于恶的对立中，这时才需法律登场，解决恶的对立，保护道德正常运行。二 道德和权利的根本性如上所说，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的保护，更专门地说，法律是对道德和权利中恶的对立的解决，是对造成恶的对立的一方的惩罚或处理。

但另一方面，它又有单方面的对立统一，虽然是畸型的，却也是一客观存在，有其自身的生命力。我们在本书中多次谈到权利，而实质上，这本书就是围绕权利与道德展开的，关于权利的论说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就不重复了，这里只谈一些新的重要的问题。

这样讲也许有点抽象，我们还是以一个例证来说明一下。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精神土壤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更有归属感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最为坚韧踏实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其道大光。

争讼是社会上免不得的自然现象。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辛探索之一部，也是在构建人类奔向更美好未来的制度性保障。

就此而言，以儒学为道之代言，以儒术一尊代替道之一尊，使中国传统政治定于一，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在另一面，人性的实现在于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，互帮互助，使人类保持其温暖，使社会增强其凝聚力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。在商品交换条件下，道德与权利的对立不可避免，在市场经济（商品交换最普遍的形式）时期，道德与权利的对立必将有泛滥之势。[38]因之，在未来的中华法系的重建中，要自觉地运用辩证法，把对立统一法则贯穿于中华法系中。

同理，人类在社会生产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权利关系，由这些权利关系又衍生出权利规范，用于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，供给人们的衣食住行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，让人类社会得以不断的发展。当道德遭到凌辱，权利受到侵害，是不是需要一种力量来制止这种凌辱、避免这种侵害，维护道德和权利的正常行使？答案是肯定的。

在这一章中我们提出中华法系的重建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绍继中国古风，接通世界新潮，在传承中谋新生，于外引中得发展，让中华法系再放光芒。在社会的天平上，道德与权利早就分出了高下。

中国有两句老话，一句是饱暖思淫欲，现代可以理解为权利多了，可能使人骄奢淫逸。现在中国有很多法律法规（主要以权利为本），可以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，加之更有力度的普法教育，使人们学法知法懂法用法，期以收无讼以求之效。